第三十章 闽中见闻30（1 / 2）

林希元虽然不怎么瞧得上严嵩和夏言，但还是很认可胡宗宪上任以来的成绩，他认为只要坚持剿抚并举，宽海禁与肃兵备一同进行，好生区别商人和匪寇，彻底安定东南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何心隐很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广东在嘉靖六年通过了“广中事例”，可以合法开海通商。福建虽然不合法，但也有月港这种成规模的走私贸易集散地，但到了浙江南直隶，海禁力度就为之一变，浙江陆续摧毁了双屿、沥港等贸易据点，历任守臣都在大力限制打击海贸。

林希元很委婉的说出了自己的揣测，对于帝王而言，广东福建偏僻，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浙江南直却是财赋要害，天下豪绅巨室半数聚集于此，开海确实能增加一些税收，但对于朝廷用度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皇帝也清楚，片板不许下海就是痴人说梦。但只要禁绝海贸一天，南方的豪绅一天就抬不起头来。走私再怎么发达，在台面上终归也是犯禁的，这就是明明确确的把柄，悬在东南豪强头上的一柄利剑。朝廷随时可以拿这个理由发难，轻易就可以借此钳制拿捏巨室。海贸越不合法，皇帝就越占据主动，相比之下将海贸合法化收税反而得不偿失了。不仅如此，大明自太祖皇帝以来打压海贸，不只是海上有着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抑或是倭寇、番人海盗太过猖獗。更是因为元朝末年泉州爆发的亦思巴奚兵乱，宋元时泉州作为天下最为繁盛的港口，人口超过二十万，城墙长度达三十里，晋江江面和港内停靠的船只就超过一万艘。后来元朝册封的泉州当地波斯民兵团练反叛，一度攻占福州、莆田等地，各路势力就此攻伐不休长达十年，福建局面大坏。先是番人残杀汉人，后来汉人又开始报复清洗番人。自此以后蒙元也开始严加取缔，从此以后番舶不敢进港，商贾不敢开赴泉州经商。大明太祖引以为戒，认为番汉不可一同混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了长治久安，故而严禁民间私自通番，这倒也不无道理在内。只是最终发展到了无论渔商，尽皆不通的境地，矫枉过正的着实偏激了。

江南工商发展迅猛，对朝廷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收取更多的税赋，但对于江南的依赖也在逐渐加深，朝廷过于依赖单个地区绝非幸事。而且江南文教也非常发达，在士林舆论上也占据着绝对优势，若不是大明开国之初就在科举考试上制定了南北分榜的规章。只怕早已出现东南士大夫把持朝堂的局面了，因此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未尝没有趁机削弱南方士绅影响力的意图在内。故而站在帝王心术的角度而言，抑制东南不得不为，海禁就是一个既可以限制江南发展速度，也可以借此让江南豪绅留下把柄的好名目。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朝廷一日不给予闽浙南直地区海贸合法的名义，东南巨室的行径就一日见不得光。虽然这是法术诡道，但对于帝王而言，却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了。

林希元虽然耿直，但终究人老成精，很多问题都是看得透，但不愿意同流合污罢了。经过这些时日的了解，何心隐也知道朱纨弹劾林希元犯禁，绝非空穴来风。林希元出身贫寒，早年间食不果腹，深深知道本地底层民众的不易。所以林氏宗族，确实在他的纵容帮助之下，举族之力集资造船出海。运输货物、捕鱼行商统统做了个遍，当然这不是林希元一个人在特立独行，而是整个福建的开明士绅，都在跟朝廷玩这种捉迷藏躲猫猫的游戏。

何心隐对此倒也非常理解，他从来就把官府朝廷的乱命不当一回事。最终在对抗永丰县官府横征暴敛的过程中，也栽了很大一个跟头，听完老人家的见解，何心隐也完全认可严令禁海就是朝廷不拿沿海老百姓当人看的乱命罢了。

这几天不仅受教良多，在林府吃的也是极好。林希元常常自嘲自己是个嘴馋没志气的人，年轻当塾师的时候，没有钱吃肉，就削个木头状的鸡腿蘸上酱油解馋。后来当官了以后，也严格遵循圣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教诲。就算不崇尚豪奢，但一定要仔细烹饪务求美味。乡人把封肉当作上不得隆重宴席的小吃，但他却觉得封肉是难得的美食佳肴，不仅常常拿来待客，还对其工艺口感进行了改进。

这道菜是用一大块三五斤重的猪腿肉掺和着海蛎干、香菇、莲子、虾米等佐料，泼上酱油，再用纱巾包裹，加盖入笼焖烧，上桌才掀盖，所以叫做“封肉”。林希元认为其与东坡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样对于火候的要求很高，无需太过折腾，只需遵循苏东坡火候足时它自美的箴言足矣。食材要够鲜，酱油得加糖，但一定不能多。

老头儿毕竟快八十的人了，牙口总归不怎么利索。但就是好这一口，虽然把封肉炖的软烂，但林希元吃起来依旧费劲。得将肉块用手撕碎才能吞咽。老头就喜欢享受这种乘热撕肉的乐趣，所以从不假手于人，而是乐此不疲的一边吃一边撕，嘴里吸溜着气同时双手上下翻飞，把指头烫得通红，却开心的哈哈大笑。

人有时候就是越老越淘气，看着林希元返璞归真的样子，何心隐内心当中不由感到艳羡。陪着林老爷子玩耍了几天，何心隐提出想要亲身去月港见识见识。老头儿也很爽快，安排了林家负责海贸的族人带他去参观游玩。

漳州月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处，因其港道(海澄月溪至海门岛)“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其繁华最早可追溯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到了明孝宗弘治朝以后，因其发展迅速日新月异，就被不少人称作“小苏杭”了。

月港气候也非常舒服，常年四季如春。吹着海风感受着市井繁华，倒也十分惬意。周边街道上商行店铺林立，行人穿梭如织摩顶擦踵。各种吃的用的玩的一应俱全，叫卖吆喝之声不绝于耳。作为通向南洋诸国的重要商港，其中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官府就算明知其犯禁，也因为其中盘根错节的关系而无可奈何。就连酷烈如朱纨，也只能选择先易后难，着重于铲除刚刚开埠不久，根基不深的浙江双屿港，由此可见月港牵涉之复杂。

虽然不合法，但对于管海道海防的福建按察使司、管民政的福建布政使司，以及当地的府衙县衙，一干兵丁胥吏，孝敬馈赠的可是一点都不少。可谓是漳州乃至大半个福建官场的摇钱树，所以月港就这么明目张胆存在着，朝廷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故作不知。

这里的秩序，全靠本地士绅与商人共同维持。下有江湖规矩，上有公序良俗，反而井井有条。既繁华又太平，甚至就连倭寇海盗也不敢招惹这里，因此盗匪也怕被断了商路。何心隐对于佛郎机人和泰西诸国没有足够的了解，不然他会发现这里与那边的一些自治城市共和城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有的时候，官府过多的干预，对民生商贸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别说百年底蕴的月港，就算是由半贼半商的船团领袖共同开发的双屿港，区区十余年间也能蓬勃发展，继而还吸引了大量佛郎机移民，甚至还在双屿设立了法院市政厅等公共设施机构。

老子的清净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这里或许就能得到旁证。有时候朝廷手伸的太长，官僚的火候太猛，甚至还不如袖手旁观来的更好。

少做不是不做，清净不是无能。把握火候不是作壁上观，适当放手不是纵容溺爱。可是明儒暗法的小人儒们，总有着一种变态的控制欲。狠不得把所有的人和事都攥在手里。他们骨子里坚信疲民弱民辱民这一套商君之术，老百姓但凡稍稍独立自强了些，在他们眼中就如丧考妣了，像死了自己爹妈一样难过。因为他们本能地见不得人好，正如先师所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何心隐想到这里内心格外沉重，当下大多数人都以为读书人尽皆背诵四书，就是儒家大行其道了。其实不然，言孔孟行商韩的大有人在。上至帝王，下至童生，真正践行孔孟真义的，其实并不是多数。正如唐朝时鸟窠道林禅师对白居易所说，三岁小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言孔孟者多，行孔孟者少。当下言行不一的朽木粪土何其多也，这也是何心隐为什么还要在当下坚持弘扬孔孟真意的原因所在。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人人诵读孔孟，何心隐还在大谈孔孟毫无意义。但何心隐认为，当下知孔子之真知者少，行孔子之真知者几近于无，知行孔子之学的真儒少之又少，如此一来，自然小人儒横行朝野，就如同佛家所说末法时代的僧人多是魔子魔孙了。

有了这个觉悟的何心隐，后来经常跟周边人讲一个道理，与其让小人儒为官治民，不如制定规则以利害驱使真小人治民。官吏多是君子自然求之不得，但若是小人儒把持朝廷官府，那还不如干脆就没有朝廷官府，这并不是惊世骇俗无君无父的悖逆之言，而是以史为鉴总结出的血淋淋教训。

只是人情多扭于故见，一叶障目则不能洞察天意大势已另作新局。思想过于超前，必然是察见渊鱼者不祥，超前半步是超前，超前一步是先烈，超前两三步不是被当作疯子就是会被看作成妖孽。在泰西则会被宗教裁判所送上火刑架，在大明其实还好受一些，最多是吃吃牢饭再被多吐些口水罢了。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览月港收获颇丰的何心隐，在拜别了林希元以后，又踏上了北上返回浙江的归程。抵达枫岭关以后，就随手拼了个商队同行，反正过了仙霞古道就又可以躺在船仓里睡着赶路了。不过走到半途，何心隐就发现不对了。果然黄昏时分，就被突然冒出来的一群山匪给阻住了去路。

这一次山贼的数量极多，至少也有两三百号人。商队的护卫镖师最多也就二十来人，面对如此悬殊的差距，除了谈判以外也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商队的镖头赶忙走了出去，想要与山匪协商过路费的具体数目。对了一阵暗号切口，匪徒们却丝毫不为所动。最终他们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勒令商队留下一半财物并将那个身着棉袍、头戴斗笠、背着长剑的中年男子给交出来。镖头虽然脸色难看，但也确实没有和山贼们拼死一搏的勇气，所以他返回商队以后，就照本宣科把山贼的要求复述了一遍。

何心隐一听不由愕然，对方描述的这个特征不就是自己吗？看来自己来福建时顺手杀掉的山贼里面，有这伙人中的大人物。自己还是疏忽大意了啊，对方这阵子肯定一直有在枫岭关盯梢，自己竟然没有察觉就被人家的眼线给咬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