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自然苏美梦（1 / 2）

文明炮制了无数的繁华与虚名，物质的不断堆积，事业的反复成就，也许诺我们所谓人生的意义，或者所谓现世的安稳与各种方便舒适，兜售各种名词与概念，真理与正义，甚至许诺能成就众生的幸福，只要加以时日的不懈奋斗。但人类无疑也发现，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这一切都在“等待”之中。自从靠着所谓的“智慧”割断了与自然母亲之间的脐带之后，人类看起来站立了，取得了“万物之尊”的地位，但你看，多少普通的人，过着比先前还不如的生活。有谁想过在金字塔下劳役至死的数十万奴隶？有谁挂念记刻在铭文背后那些被卖之人的悲欢冷暖？即使是那些帝王，回忆起这一生的时候，能说自己经历的幸福日子多于不幸的岁月吗？人类是自己把自己套上了，活在了未来的“幻想事实”里。

后来，近代工业的发展，机器又许诺人们另一种幸福，那种由于被奴役监禁许久，以至于忘了本来源头的人们，所热切期盼的那种永久放松的生活，人们最大的愿望居然只是不用干活或者少干活！已然没有在宇宙间游戏的精灵的快乐。有多少知名的科学家沉溺于“永动机”的发明，或者“点石成金”的魔术，最终被一系列无情的现实粉碎。工人们并没有活得更好，随着殖民的深入，世界上另一些原本自然生活的人们也被纳入了这所更大的监狱、更大的工厂，每个人都成了某个流水线上的一环，这种“工作”甚至比以前农耕时代的“男耕女织、晴耕雨读”更加枯燥乏味，更加消磨人。

自然总是在召唤我们从这一场场梦中离开，到达人类本应有的生命高度和体验。那些人类中真正的开悟者，总是以一种出世的姿态入世，甚至表现出“反文明”的倾向，为的就是帮助人们觉察并回归本源。从老子、佛陀到庄子、耶稣，再到陶渊明、鲁米，再到王阳明，无不如是。他们都有与自然神交的经历，但同时也熟读各种典籍，知文明之“利”，也知文明之“害”，慷慨呼唤世人，回归单纯、质朴的生活，回归生命的本质。他们看似出世消极逃遁，实则没有离开这个“世”，因为我们不可能真的离开，何况他们这样对世界怀着深深慈悲的人。所以，他们所出的“世”，其实是这文明给人营造的监牢，即人类自己给自己加上的枷锁，而非这美好的自然。为此，他们观察并帮助人们分析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抽象出“道”、“空”、“心”等，其本意不是叫人们去膜拜这些东西，也不是叫后人去崇拜他们，乃是让人因此心中有所依托，能够坚定在世上行走这样的道路。毕竟，他们也预想到，能这样的人是孤独的，所以，他们在世的时候，不遗余力教育世人，甚至开山立户，其实是为了造就一种传承的氛围。哪知后人又将他们“神化”，借以谋取宗派的利益，争夺世上的虚名，其宗派队伍越来越壮大，其门户之见却往往越来越根深蒂固，又与其本意差得很远了。

而自然，她才真是博大、无言之教，一切教育和文本的母本。《文心雕龙》指出，天地之间有“文心”，“日月叠璧”，“山川焕绮”，“云霞雕色”，“草木贲华”，“林籁结响”，“泉石激韵”，万物皆有文理和韵致。难道只有人类懂得用语言和文字来传承吗？生命的DNA，不就是一种传承吗？可见大自然本来就有这样的智慧，而我们的心灵，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种种体验，无疑和自然息息相关。

既然人类认为自己生出了智慧，那就应当用这种智慧去观察万物，去欣赏美，去好好享用这短暂的一生，如旅途般的一生，可是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斗”了，不管是“战斗”还是“奋斗”，或者是“与自然斗争”，本质都是两者之间的较量，人类花了太多时间去争竞，而这种争竞是无穷尽的，甚至向自己的“母亲”——大自然开战，真是令人感觉大惑不解。

固然，人类是有生存考验的，普天之下，没有一种生灵不面临生存考验，以激励其不断更新。然而，这种生存考验，在人类这里，化成了无穷尽的负担。观察鸟儿、蜜蜂，都很辛苦，可是它们在边工作也在边歌唱，人类的工作却是很不情愿的，因为我们不是按照“本能”，也即“天赋”来工作，人无法按自己的才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或者做了又无法与“生存”对应，从而导致各种“痛苦”。

这里的本质问题不是就出在教育吗？谁把本来不是“天赋”的东西教给了他们？不就是从小到大的教育系统吗？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大抵是这个意思。观察孩子受教育的方式，便能够明白文明的进化史。

一开始，要找到孩子心仪的奖励物，通过这个来使得孩子集中注意力，到后面这种奖励物变成相对抽象的“积分”了，积累到一定量就可以兑换。类似巴甫洛夫的实验，不断形成条件反射，孩子就懂得自己要按照规则去掌握知识了。这一套，直到现在的教育还在用。

最早建构这套文明体系的人，无疑是设计“游戏规则”的大师，知道如何用人性的弱点来激发人类为所谓的“群体”服务，从而使得他们这一派的力量日益强大，从而征服其他“群体”。一代又一代，文明的演化所以愈加残酷，层级也越来越多，有的人一辈子都无法到达那个层级，所以也看不见全貌，只是在从小受的教育和自己的恐惧支配下，过着战战兢兢、忧思不断的一生。

而普鲁士的教育，即近代教育的鼻祖，无疑是一种军营式的教育，要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吸收最多的知识，并且能够相对灵活的掌握运用，这为当时乃至现代培养了许多的工人，非常适合“制造业”发展，但难以激发出人类最本质的创造力。很多经历这种教育的人，特别是经历了各种“内卷”的人，已然成了一种“解题”机器，目光呆滞，只能专注于某个领域，别的什么都不会。这其实和当时批判的八股文考试一样：“读书人，最不济。烂诗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学习成了一种敲门砖，而实际学成之后，又用得很少，只是作为一种“分层”的工具。考试、学历与分层等激励挂钩，这无疑使得人们更加看中“往上走”，而不是活出内在的自我。

到哪一天，这种自我游戏才能结束。即使是这种游戏的胜利者，会真的快乐吗？“一山还比一山高”，你到了一个位置上，总有位置比你高的人，你还会再羡慕的，结果就在这些个虚无的“争竞”“斗争”中匆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正如《儒林外史》的开头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