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揭秘药价虚高黑幕 续2]21（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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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记者掌握了上述药品的代理价，仅仅是省一级代理的价格，并非全国总代理的价格，甚至不是出厂价和成本价。夜里，他瞧着内部材料上密密麻麻的巨差金额，他的眼前闪现过一幕幕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新闻画面，强忍着泪，暗夜无声。无情未必真豪杰,男儿有人不轻弹。其实，哭吧哭吧不是罪，偶尔不要强撑着，更伤悲。

已经太多媒体报道过，年轻的父母给两三岁小孩看不起病，无奈出院，坐在医院大门外的街道台阶上，泪流不止的妈妈对着懵懂的娃儿不停合掌叩头，内疚抱歉；爸爸苦着脸，垂着头，深深自责。

他更记得一幅伤痛欲绝的新闻画面，一家四口无钱付药费，全部**裸地走出医院大门，刺人耳目，叫人悲哀。

尤其，华国多所高校社会学教授连续多年展开田野调查，在中部几个省份，惊讶地发现：不少农村的贫穷老人患重病后，为了不拖累子女的经济，理性地坚决不治病，断然上吊或喝农药自尽，以防拖垮子女的经济。尔后，媒体跟进报道，详实披露一部分农村养老的残酷现实。唉，这是怎样的盛世悲凉？叫人无语，惟有司马青衫湿。

更别提，在华国大都会闹市出现讨钱治病的场景。往往，地面上铺一大张白塑料纸书写黑字，陈述无钱看病而求助，纸上放着些病历单，甚至村委会证明等材料。偶尔，一个粗陋的音箱放出悲情哀婉的歌。一对父母或单个家长，抱着病娃坐在乞讨纸旁；家长或亲人不停作揖磕头，旁边躺着病人。街头讨钱治病的例子，不排除职业乞丐伪装讨钱治病。但华国不可计数的都市冒出街头讨钱治病的现象，意味着芸芸众生中看不起病的基数不小。

盛世悲歌，荒唐展现。一边是对外大撒币，一边是黎庶没钱看病；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乞讨者。华国，好一幅荒谬的激流浮世绘！

医药代表刘菊说，并非基本药物的高价药到了患者，价格一般是出厂价的10倍右，最少也有五六倍。

杨欣告诉吴铭记者，曾代理的虎城神和药业的抗生素类药“乐博”，患者得到的价格是132元一支，每次输液是两支，每支大夫能提成50元，而医药代表的提成5元。“一个疗程7天，吴记者，你能算出医生提成多少钱？在大医院，稍有点名气的外科手术大夫，每个月光提成就能三四万元。”

杨欣说到这个暴利情况，让吴铭记者回想起上半年的一则新闻。天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博士生举报导师乱装支架收回扣，装一个回扣一万元。5月20日，针对“天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博士生举报导师杨翔君乱装支架并收回扣”一事，天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复媒体记者称，“目前情况不太清楚，案件正在调查中”。随后，记者追问杨翔君有没有因收回扣被抓，该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不清楚。后来，这条博导医生做手术滥收高回扣的新闻，尽管有媒体报道，仍然不了了之。

吴铭记者告诉杨欣这则滥尾新闻，她也记得，并得出结论：“这则新闻，佐证了我的一点看法。药价越高越挣钱，医院越大越挣钱，品种越核心越挣钱。吴记者，你意下如何？”

以自身做医药代表的经历，方涛现身说法，肿瘤类药物和抗生素类药很挣钱。“有的一两千元高价特效药，大夫一支甚至就可提成500——800元。”病人股骨头坏死要置换股骨头时，国产的进价不到2000元，进口的也就3000元，可卖给病人却是1万多元。病人到大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让病人输液，用的是抗生素类药。“如果开口服药，一般三天，不少患者会拿着处方去外面药店买。所以，医生改开输液。”就此，黄南省一家大医院要求匿名的邹医生补充解释，“输液无法替代，抗生素类药一个疗程几乎5天以上。”

此外，从业十年的医药代表崔康告诉吴铭记者，一些治疗妇科病和男科病的药物，价格虚高的成分较多，利润空间蛮大。

此外，广南省一家医药公司相关人员周先生认为，当前，华国新的医药招投标政策实施，使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的中标价都低到极限，造成进院难度增大，况且拿到好品种的难度更大。因此，如何选择利润空间大的药物品种，成为目前医药代表推销药品进院的首选。

在推介天下庄某药企生产的一款补血药物时，该医药公司大剌剌地宣称：“作为企业自主定价的品种，不受国家限价和降价的影响。这款补血药是独家品种，每标必中，中标价高且稳定，可长期操作。”该公司觉得，小品种药进院相对容易，并且进院成本较低。

通过深入采访，吴铭记者明了，在药价虚高的背后，隐藏着一条行外人看不见的利益链。相关人士都是这条“稻草绳”上的蚂蚱，直面层层加码的药品暴利，见者有份，雁过拔毛。

他诚恳地采访了数名医药代表，大家坦承月收入一两万元，只要打开药品或医用器械销售的局面后，推介工作就轻车熟路，概括讲“就是请客送礼，吃喝玩乐”。

吴广、刘菊、杨欣和方涛等医代人士，向吴铭记者描述了华国虚高药价的利益链：药企-(全国)总代(理)-省(级)代理-医药代表-招标-医院-医生-患者。此长链条的各环节都水涨船高，最后到患者的零售价必然高昂。“最后到达患者手中，药价一般是出厂价的六倍，甚至十几倍。吴记者，你说老百姓看病贵不贵？”吴广总经理吐槽到，“越州市卫生局曾姓副局长，怎么不摸着自己的良心公开说话？他居然好意思说，看病最不贵是华国，看病最不难是华国？不出所料，我看他就是一个十足的贪官。你，信不信？”

“吴总，我是记者，为了保证报道的客观性，在采访中不能表态。请你理解。”

“哦，恪守职业道德。”

吴广介绍说，省级代理和医药代表拿到药物后，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将药物打入招标目录。“能找到卫生行政部门领导打招呼更好，红包当然少不了”。根据药品情况和市场规模等实际情况，红包的金额不一。“找管招标的负责人一般红包至少5000元，多到两万元也有。”

刘菊说：“给招标负责人送红包后，对方会帮忙提供一个评标专家组的名单。于是，医药代表精明老练得很，立马懂得这些评标人都要分别拜访，陌生的必须各显神通拜访到。”

石涛补充说：“有时评标通知忒突然，医药代表来不及拜访，只好临时找好信封包红包，在信封上写上药名。有时紧急到没办法，在评标会场门口附近见人就塞红包，哪怕对方是自己从没见过的评标人。更多的情况，是把红包夹在药品宣传材料里。”他给吴铭记者介绍了红包行情，大约是：每次10至15位评标专家，每人1000——3000元。

药品中标后，每家医院都必须从中标目录里用药。不过，药品中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中标并代表万事大吉，”医药代表毛海谭说，“因为医院可以用，也可以放弃。”他透露，下一步该找找到院长和药剂采购科长。根据医院规模和药品情况，每个人送两万元左右红包。这两个人通过后，自己得以放心，药才真正进医院，入库房。

吴铭记者插嘴问，药品进医院了，你们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