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税收80（2 / 2）

百姓生活艰难，除了天灾频发、朝廷救灾不力外，土地兼并后田主对佃农的残酷剥削也是重要原因。

清朝建立后，沿用了明朝加征三饷后的税率，并未真正减税。

不过，清朝的运气在于，约一六五零年前后，小冰河时期结束，气候回暖，北方农业得以恢复，加之玉米、番薯等耐旱作物的引入，为清朝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相比之下，明太祖时期几乎被忽视的商税，在清朝时期也并未得到显著提升。

宋朝时期，海洋贸易繁荣昌盛，每年为国家带来数百万贯的收入，加上茶、盐、酒、铁等商品的税收，年度总收入更是突破了千万贯大关。

然而，这一切到了明朝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繁荣都化为了泡影。

明朝初建，由于元朝对中国长期的压榨与掠夺，中国千年累积的财富几乎被掠夺一空，铜钱、金银等贵金属储备极其稀缺，连宋朝时期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经济遭受重创，商业活动基本停滞，明太祖朱元璋在这样的背景下，认为商人多为狡诈之徒，索性采取了抑制商业流通的政策。政府税收、官员薪酬乃至徭役征发，大多以实物为主，而货币则主要依赖政府自行印制的纸币，缺乏必要的准备金支持，结果导致“大明宝钞”几乎形同废纸。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物交易体系逐渐暴露出无法支撑国家运作的弊端，官员俸禄、军队开支等问题日益严峻。

更荒唐的是，早期还曾有过将某地征收的粮食长途跋涉运送到远方卫所的荒谬之举，这样的做法不仅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最终也证明是行不通的。

尽管明太祖的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但后世却难以全盘推翻，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有限的修补，效果自然微乎其微。

到了崇祯年间，任何提及增加税收的言论都被视为大不敬，仿佛那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如杨嗣昌等人，即便有其个人缺点，但因其支持崇祯加税，便遭到了那些身兼地主、商人双重身份，且常与商人勾结的官员士绅们的猛烈抨击。

田税征收困难重重，商税更是凄凉，以茶税为例，几十年前还能年收入几十万两白银，到了崇祯年间却仅剩两万两，这点钱连维持一个营的军队开支都显得捉襟见肘。

张天仁在这几个月里，通过邸报（即当时的官方报纸）逐渐了解了这些皇家的尴尬与悲哀。

邸报不仅记录着官员的升降任免、朝廷的最新政策动向、皇帝与大臣的议事内容，还会根据各省情况的不同，刊登一些花边新闻。

其中，军事消息始终是邸报关注的焦点。每当张天仁手捧茶杯，翻阅邸报时，总是不禁摇头叹息，感慨万分。

这个庞大的帝国，正遭受着体制僵化、天灾频发以及内外人祸的多重打击，翻阅邸报，几乎难以寻觅到一丝好消息的踪迹。

流寇肆虐，东虏侵扰，局势动荡不安，朝廷税收枯竭，国家机器运转艰难，民心逐渐离散，士绅百姓皆感时局将有大变，只是不确定这帝国的终结将落在何方势力之手。

皇帝之位，看似尊贵无比，实则肩负重压，而其中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财政的困窘。

即便是真龙天子，也需有财力支撑方能稳固江山，一旦国库空虚，再深的忠诚与道义也难以维系。

近年来，因军饷问题引发的兵变屡见不鲜，其中尤以辽西兵变最为震撼，三军哗然，巡抚毕自肃悲愤自尽，这本应守护疆土、抵御外侮的军队竟因欠饷而叛乱，导致巡抚以死明志，这无疑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的一大耻辱。

反观张天仁，其生活状态与崇祯皇帝的窘迫形成了鲜明对比。

崇祯皇帝为筹措军资，不惜变卖宫中铜器，而张天仁却坐拥丰厚财源，日进斗金，且有机会不断扩张其财富帝国。

一个私人竟能富可敌国，甚至积累起远超皇帝私库的财富，这无疑是那个时代王朝衰败的深刻写照。

然而，张天仁并不愿过多关注崇祯的困境，他深知在这繁荣的商业氛围中，自已应当昂首挺胸，带领麾下亲信，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周围商人与镇民的瞩目下，继续拓展自已的商业版图，展现出一派威武雄壮、意气风发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