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 2）

许哥出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经是重庆日报的主笔，母亲在中学教书。他的曾祖父是重庆桐君阁的创始人，重庆渝中区下半城有一栋很气派的白色洋楼，就是他家的祖屋。

说起桐君阁，这可是重庆著名药企，跟北京的同仁堂有一拼，在我小时候，父亲有个干女儿，是烈士遗孤，从部队转业后就在这单位上班，当时叫重庆制药八厂，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这个干姐姐，后来也成了厂里的工会主席。

“我的曾祖父在发家前，曾经在药房当过学徒”。许哥慢悠悠的讲着他的故事。

清末年间，光绪帝颁旨禁鸦片，许哥的曾祖父生产戒烟丸，发了财。1908年，他投资一万两银子，办起了桐君阁熟药房，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丹，乌鸡白凤丸，阿胶等中成药制品，享誉重庆街头。那时的桐君阁店堂房柱上，悬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

重庆解放后，传到许哥爷爷手上的这份产业，因为公私合营，等于是无偿的送给政府了。许哥的父亲，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50年代就进入了新政府创办的报业，成为重庆日报的骨干记者。1968年被打入了牛棚。

1971年，许哥去綦江当了知青，1975年被公社推荐去重庆财贸校读书，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商业局上班。80年代改革开放后，去了重庆税务局，在体制内的单位待了30年，混到正科级，2014年退休，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七八千的退休工资，再加上每年两三万的康养费，年收入也有十多万了。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晚年生活很幸福，每天除了吹吹萨克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麻将桌上度过。

许哥这人，快人快语，说话干净利索，不兜圈子，几句话，就把他人生的简历说清楚了。

我忍不住向他打探老牟的一些事情，想听一些他们在綦江当知青时的故事。

许哥说，老牟跟丁家大嫂的事儿，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老牟在綦江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下乡才一年多，重庆歌舞团学员队招人时，作为文艺单位子弟，他就返城了，据说是丁大哥帮了很大的忙，还给公社书记和县知青办的干部送了礼。

千禧年的时候，许哥和几个当年在綦江县插过队的重庆知青，结伴返乡，他们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老牟意外地在县城的集市上，碰到了当年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蔫老头悄悄告诉老牟，在他返城后不久，丁大哥家就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生产队人人皆知，这个男孩儿是向城里来的知青借种生下来的。

听了会计的话，老牟目瞪口呆，更离奇的是，当晚，就在县城他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这个蔫蔫儿的老会计，拽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见老牟，这青年人的模样，简直就是老牟的克隆。这青年人仿佛知道他跟老牟的关系，他亲热腼腆的望着这个城里来的中年人，老会计去外面的小摊，切回一包猪头肉，还拎了一瓶苞谷酒，这爷仨就关在房间里喝酒唠嗑，喝到半夜，三人就挤在一张大床上，打着呼噜睡着了。

许哥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讲述。那次他们回去，老会计是背着丁大哥，带那青年人来见的老牟。就在他们打算回重庆的时候，丁大哥出现了，开着一辆装有苞谷杆的农用车，他带着这几个当年的知青去了一家餐馆。50出头的丁大哥，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皱纹纵横，胡子拉碴，满脸的沧桑感。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说是他的孙子。丁大哥拍着老牟微微发福的肚皮，很亲昵地说，你都有啤酒肚了，当年瘦得像个猴儿，挑担粪都要掉进田里去。然后他又把那小男孩拽到老牟跟前说叫爷爷，很耐心的跟男孩解释说，我是大爷爷，他是小爷爷。

那次跟丁大哥的见面，非常自然和亲切，炒菜上桌的时候，丁大哥的儿子，急匆匆从外面赶来，提着一加仑桶的苞谷酒，他给每人倒了一碗酒。丁大哥说，他带儿子在重庆主城区的建筑工地上班，每人每月能开2000块钱的工资，很明显，他对这份收入特别满意。在2000年的中国，对于基层民众来说，这份收入也算高工资了，大多数国企职工也才 1000多元的工资。

丁大哥的儿子，大名叫丁磊，就坐在老牟身边，不断的往老牟碗里夹菜，表现得殷勤倍至。他的身体健硕，留着港台片里那种小分头，穿着也跟城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那天的菜品特别丰富，看得出丁大哥是用心点的菜，整鸡整鱼，鳝鱼，青蛙，腊肉，香肠，豆花。隐隐约约能够感到，他对老牟有点儿愧疚和感激的复杂心态。

吃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醉了，丁大哥的儿子，很亲昵地搂着老穆的脖子，对他耳语道，我知道你是我爸，但我不能叫你爸爸。在座的知青看到这种情形，差点流下眼泪，丁大哥则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

我的一个发小朋友，刚刑满释放，是一个死缓囚犯，在监狱里被关了25年。他曾经是派出所的一个户籍小片警，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喝酒时跟人发生口角，他敲碎了啤酒瓶捅了对方的脖子，导致那人颈动脉血管破裂致死。他入狱后，妻子跟他离了婚，并带走了孩子。他出狱的时候一无所有，他的哥哥多年前，在丁木山庄给他父母购置了一套两居室的避暑房，父母去世后，这套房子就一直空置着。我的朋友觉得生活在重庆市区内，愧对过去的熟人故友，于是索性搬到这贵州山里来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