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 / 2）

我离开网吧，到隔壁超市买了两个红苹果、一瓶白酒和一把美工刀，然后到网吧对面的小旅馆开了一间房。

在旅馆里，我吃了苹果，喝了白酒，卷起衣袖，拿着美工刀割向自己的左手。第一刀，第二刀，第三刀......血管终于断开，鲜血不停往外流，流到床头地上的塑料盆中。我安静的躺在床上等死，直到血流小半盆，我坐起来，疑惑自己怎么还没死，我没看到奈何桥，也没看见牛头马面，只有四周雪白的墙壁和昏暗的灯光，照着我忧郁而苍白的脸。

夜半三更，我用毛巾缠住伤口，短袖上衣布满血迹。脑海中响起SHE那首《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淋……”。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天夜晚之所以自杀未遂，幸好当时自己错把静脉当动脉，不然这人间，抑或我早已不在，也就不会有更加精彩动人的后来。

旅馆老板在柜台已睡着，我轻悄悄地走出旅馆，在大街上流浪，街上刮着冷飕飕的秋风。我在路边小院门口看到一个炭火炉，大概是夜市摆摊卖夜宵的炉子，炉子的主人也已收摊睡了，那炉火还在熊熊燃烧，我就走到旁边烤火取暖。到了凌晨5点半，我走到公交站牌，坐上最早的班车，回到天龙广告喷绘公司的员工宿舍。

我一夜未归，同事们也都不知道我去了哪儿。我的左手伤口肿了起来，也没到医院缝针包扎，只到秦淮河边的一个私人诊所里挂了一瓶盐水。中午回宿舍吃饭，在楼道里碰到潘老板，我把那包着毛巾的左手背在身后，不敢让潘总看见。

可后来，老板还是发现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有啥想不开的。我一言难尽，说不清楚……老板耐心的劝导，也解不开我心中的枷锁。事已至此，老板也没法再挽留我，就让老板娘给我结清工资。潘总说：“从明天起你不用上班了，宿舍可以暂时先住着，等你手上的伤口好了，就到别的地方再找一份工作吧。”

我回到员工宿舍，收拾行李。那座楼一共6层，在6层楼梯有一道门通向楼顶，楼顶有铁架子焊接的遮雨棚，约有1米多高，里面堆着一些杂物，时而有麻雀飞来飞去。我站在楼顶望着秦淮河，偶尔有白鹭飞进视野，又飞向远方。

离开南京之前，我曾在那儿昏睡过几天，从天亮到天黑，翻看着曾经在南京书店买的那本《新华词典》以及在秦淮桥上买的《安徒生传》。实在饿得难受了，我就下楼到秦淮河边上的一家兰州拉面馆，吃一碗拉面，付了钱，再回去爬上楼顶，继续躺着看书。

2007年9月22号，我的左手伤口终于自行愈合，伤疤也逐渐脱落。我去网吧上网，在百度里搜索“广告公司招聘写真机操作员、后期制作员”，这一次，我选择了厦门，我想去看海，我到南京火车站买了车票，回到宿舍楼顶，收拾行李，把那本《新华词典》永远留在了南京鼓楼区凤凰街84号3栋那座楼的楼顶上。

9月23号中午，我在南京西站，坐上开往厦门的火车。

2007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凌晨3点，我在厦门火车站下了车，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当天下午，我退了房，拉着箱子去找工作，赶到将军祠路的百虹数码喷绘广告公司时，那里已下班，关着门，我也不打电话询问，就在楼下的电动车棚里等。为节省开支，我决定不再住旅馆，打算这一夜就凑合睡在那车棚。任凭讨厌的蚊子围着叮咬，我也懒得再挪地方，毕竟四海无尽孤独的漂泊，我早就累了。对面那座楼一共有4层，百虹公司在第3层，第2层是一家做印刷包装的，那里还亮着灯，有位大哥站在窗户旁，看到楼下躺在车棚里的我，就下楼走到我面前问道：小兄弟，你怎么躺在这里？

“我到百虹喷绘来应聘，楼上没开门，我就在这儿等。”

“噢，他们已经下班了，你怎么不去住旅馆啊，这里这么多蚊子，快起来。”那位好心的大哥让我跟他一起到印刷厂的车间，聊了一会儿天。

大哥说“百虹的员工宿舍就在４楼，我带你去看看吧，可能有人，都是我认识的朋友。”我跟着他上楼到了百虹员工宿舍门口，有个男青年正在吃泡面，大哥说：“这位小兄弟今天来你们公司应聘，我看他睡在楼下那个车棚里，估计也没钱住旅馆，就让他先在宿舍住行吗？”

男青年指着对面一张床说：“行，就睡那个下铺吧。”

第二天，百虹广告的陈总到了公司，把我叫到办公室聊了一会儿。陈总说：“我们公司是包住不包吃，但是发工资时有午餐补贴，附近有食堂和快餐厅。”

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可是我的精神已失常，每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忧虑和恐惧仿佛一把无形的枷锁，越挣扎，越难解脱。因此，上班到第四天，我就干脆不去了，我每天躺在宿舍，不吃也不喝。陈总既不让人叫我起来去上班，也不赶我走，就让他在那儿住着。我在宿舍每天翻看着在南京秦淮桥上买的那本《安徒生传》，看累了就昏睡一会儿，醒了继续看。我也知道自己既然不上班，就不可能一直住在那儿赖着不走。我有时候会跑到附近正在拆迁的废墟，犹豫着什么时候从百虹员工宿舍搬出去。

将军祠路有一家河南烩面馆，我每天中午都到那烩面馆吃一碗鸡蛋面，付了钱，再回宿舍继续看书、昏睡。每天只吃一碗面，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半个月，到了10月中旬，陈总依然没把我赶出宿舍，百虹公司的所有人都全当我不存在，我已经半个月没上班了，大家都还任由我在宿舍里就那么住着，不驱赶，也不报警。

后来，我每天傍晚到快餐店，一碗白粥一块钱，每天只喝一碗粥，因为身上的钱就快花完。百虹广告喷绘公司新来个做业务员的同事，他去食堂吃饭时帮我打了一盘菜，一盒饭，又给我拿了三本书：中国的《鬼谷子》和《道德经》，还有外国的《羊皮卷》。那好心大哥也才二十多岁吧，但是很阳光，他也希望我能够好起来。可是我却不想被同情，因此，我每天傍晚到快餐店去买粥时，就故意躲着那位一身正气、满满正能量的男青年。再后来，我连买粥的钱也都快没有了，就收拾行李，拉着箱子下楼离开，开始到处流浪。有一天，我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大海边，我终于看到大海，看到了鼓浪屿的郑成功雕像。那天夜里，我在鼓浪屿的海滩上睡着了。

２００７年12月15日早晨，我在鼓浪屿海滩醒来，继续行尸走肉般流浪。到了环岛路，我走累了，就在马路边的草地里，裹着毛毯蒙着头，继续昏睡。这时有个男青年牵着两条泰迪，在海边遛狗，发现了我。那男青年问道：“喂，你怎么了？”我没回答。

“我是海峡导报的记者吴成贵，你遇到什么事了？为何流浪到这里？可以跟我说说吗？”

我一听对方是记者，就立刻坐起来打开箱子，把他曾经在杭州给女记者程洁看过的文件，又拿出来给这位吴记者看，吴记者也没看懂，但他从我语无伦次的叙述中，似乎明白了我那不堪回首的苦难童年。吴记者拿出手机给他的同事们打电话。一会儿，又来一男一女，都是海峡导报的记者。他们把面包给老我，我不吃。对当时的我而言，我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身世问题，而不是眼前的温饱问题。倘若一直不知自己来自何方、情归何处去，那么，我宁肯饿死。记者们给我拍照，然后苦口婆心的相劝，把我带到了XM市收容救助站。

我在救助站签了字，同意被救助，记者们就离开了。第二天傍晚，有一位大个子男青年赶到救助站，对站里的工作人员说：“我叫张作仁，是厦门建筑工地的民工，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河南男孩在海边被记者送到救助站的新闻，我们是老乡，我想帮帮他。”救助站的人带着张作仁和我见了面。我站在铁栅门里，望着门外的张作仁，这位陌生的大哥。张作仁对我说：“我也是淮阳的，咱俩一个县，我也很多年没回家了，你若不想回家，就跟我一起到建筑工地吧。”

救助站里的工作人员问我：“你是跟他一起走呢，还是等明天我们给你买票把你送回家？”我选择了跟张作仁一起走。工作人员对张作仁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登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