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2 / 2）

“喂，小皮，你在那边情况如何啊？他们没有再打你吧？”

“没有......我真的好想你们啊！”

“我们也很想你的，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过完年回到杭州，我们还一起玩”。

正月初五早上，我和堂弟皮精柯一起到牛寨村的大姑家，在养父母家西南方向十多公里外。皮精柯他爸嘱咐道：“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我和皮精柯各骑一辆自行车，沿着106国道由北向南，靠右骑行。每人的车子后边都系着竹篮，竹篮里放着点心果子。

几分钟后，途经姚路口，我和皮精柯就被摩托车撞倒。骑摩托的男子早上出门走亲戚，也是由北向南，醉意朦胧的他骑摩托车速度太快，加上地面路滑，因此撞倒了我和皮精柯。那摩托车甩出二丈远，在地面划出美丽的弧线，骑摩托的男子也摔倒了，半天才爬起来。皮精柯的棉袄刮破，全身多处受伤，鲜血直流，而我却毫发未损，安然无恙。皮家亲属们闻讯赶到，皮精柯被送往医院，经过检查，也无大碍，骑摩托的男子被索赔两千元。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在杭州陈总家里吃饭，温馨满满，人间自有真情在。二月二，张程还没回来。我独自一人在宿舍。旧彩电里在播放连续剧《寻人档案》，该剧是从全国打拐行动的众多卷宗中，精选出8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相衔而成。剧本广泛征求意见，从筹拍到实拍用了两年时间。剧组行程几万公里，追踪采访拐卖案中受害者及家人。这是一部特别震撼人心的纪实电视连续剧，其中，很多父母卖房卖血、走天涯也要找寻骨肉的场景，令整个拍摄场地都泣不成声。用导演范建会的话说：“把打拐放在后面，把家庭的悲剧放在前面，把客观事件放在后面，是这部纪实电视剧最大的艺术特色。”张程回杭州了，只是没再回百特公司上班，也很少再到员工宿舍陪我一起看电视了。那段时间，张程和刘晓丽又在闹分手，张程独自回了安徽老家。新来个同事是河南南阳的，虽然也是老乡，却相处的很不愉快。那时的我又重度抑郁，跟爱国叔也闹僵了，我愤而离职，搬出新塘路宿舍。离开百特广告公司后，我在杭州重新找工作，走到艮山西路，看到了“博兴图文”的店门口贴有招聘启事，在招“后期制作员”。“博兴图文”，这个名字好像在哪见过？我想起2003年在秋涛北路凌志字牌做广告学徒时，于老板让我到博兴图文提货，那时的博兴图文也在新塘路，却不知何时搬到艮山西路来的？

博兴图文是两个年轻人合伙（昌国超和徐华）开的广告公司。凌志字牌没有写真机，接到一家医疗诊所的写真业务，发到博兴图文打印，因为画面要调颜色，于老板让我带着画面小样到博兴图文。我坐在设计员旁边，看着他修改图稿。在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博兴图文店的后期制作员正在制作易拉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易拉宝，感觉很好奇，也很想学。于是我就帮他们一起安装易拉宝。昌国超让老我和他们一起吃过晚饭后，设计员终于把图稿做好，我骑车回到字牌店。后来，可能由于距离太远，于老板就近找了一家合作商，因此中断了和博兴图文的业务往来。时隔两年，当我在艮山西路找工作，巧遇昌国超，自然而然就求职成功了。博兴图文有个同事，名字叫张涛。这位张大哥，是河南商丘的，他看我上班时总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就问我有啥想不通的事情，可以跟他说说。那天上午，我们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安装广告写真画，完工后，坐在湖畔的石头上，我把童年的苦难讲给张涛听，张涛说：依我看，你很有可能是被人贩子拐卖给你养父母的。我想起在新塘路宿舍看过的那部连续剧，再回想自己的童年，似乎恍然大悟：原来我竟然被养父母的谎言欺骗了十八年！张涛说：小兄弟你别太难过，今年可以到我家过年，我家就在商丘火车站附近。他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他家里的照片。张涛已婚，老婆和两岁的儿子都在商丘老家。他说：如果你想寻找亲生父母，可以到湖南电视台，那里有个曹颖主持的《真情》栏目。我没看过湖南电视台的《真情》栏目，但我看过CCTV的《东方时空》、《社会与法》、《今日说法》、《实话实说》和《讲述》等，我也迫切希望通过电视媒体找到亲人。回到博兴图文，店里的电脑上正在播放伍佰的《挪威的森林》：“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如何才能解脱”。我在公用电话拨打114查到了CCTV的热线，好不容易拨通，听到话筒里传来：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您好，我......我......”我又紧张的不知从何说起。

挂了电话，我忽然想起一个名字叫“程洁”的女记者。那是2001年，我还在豫东平原，皮家那台黑白电视机正在转播央视的《东方时空》——女记者程洁的故事：2000年11月8日，这天是记者节，杭州都市快报策划了一个“我为读者做件事”的活动，30位记者公开亮相，作出“记者节承诺”。女记者程洁的承诺是这样的：“我叫程洁，今年23岁，毕业于浙大中文系。两年来，我与快报一起成长。如果你有什么高兴的事，烦恼的事，难忘的事，就给我打电话吧。”承诺何其轻松，履行竟会那般沉重，这是年轻的女记者程洁万万没想到的。

2000年11月17日下午，程洁收到一封写着“非本人勿拆”的信。这是一个持枪在逃嫌犯写给她的求助信。“我真要逃亡一辈子吗？我已逃亡两年，只感到太累，唯一的解决办法难道只有自首？你能回答我吗？”……一个在逃两年的持枪抢劫犯，整天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他两个同伙，在持枪对抗公安民警时身亡，另三个同伙被捕，受到法律制裁。这个逃犯想自首，又怕被判重刑，走投无路时，他给程洁写信，想通过记者程洁了解像自己这样的罪行会判多少年，并要求她必须于当月20号之前在报纸上给他答复。

11月20日，程洁的回信在报上刊登，并向他承诺：“如果你还有什么顾虑，我愿意陪你回家乡自首，并为你请律师。”此后一个多月，程洁对这个和她同龄的在逃嫌犯作了扣人心弦的“劝降”，甚至孤身一人前去与他会面，终于劝动他向公安局投案自首。开庭时，程洁主动担当他的辩护人，案犯最终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个逃犯写来求助信，程洁本可以配合公安诱捕归案，但她没这样做，而是真诚耐心的晓以利害劝他自首。这组报道以温馨的人情味、起伏的情节和悬念在国内激起巨大反响，媒体纷纷转载，《实话实说》、《今日说法》都报道过，而《东方时空》连续报道了5天。

2005年7月27号，我忽然想去找到程洁，向她倾诉心事，而程洁正好也在杭州。可我并不是“逃犯”，相反，我只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受害者，我非常渴望通过“程洁”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帮我解开身世之谜。我到报刊亭买了份《都市快报》，在报纸的一角找到《都市快报》的热线电话。我拨通电话，才知道程洁早已调到《每日商报》。我在报刊亭又买了一份《每日商报》，几番打听，终于和程洁取得了联系。

“程姐您好，我是外来在杭务工的男孩，来杭州三年了，我有些事真的很想和你谈谈”。

“您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有什么事想跟我说？”

“噢，2001年，我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看到过你的故事”。

“喔.....”程洁明白了，“啊！该不会又是一个逃犯吧？”程洁心想。

“程姐姐，我可以和你见面吗？我想到报社去找你。”

“嗯.....可以的。”程洁考虑了一下，觉得不会有危险。

我骑自行车到杭州《每日商报》报社，路上下起了倾盆大雨，没穿雨衣的我冒雨骑行在路上。到了《每日商报》，全身已淋湿透的我走进电梯，到了9楼，终于亲眼看到了程洁，没错，就是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里看到的那个女记者程洁。

“说吧，你想跟我说什么？”程洁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站在对面的我，手里提着塑料袋。那塑料袋里有几张老照片，还有我写的诗，那潦草的字迹和凌乱的逻辑，只有我自己看得懂。

程记者再感性，可毕竟素味相逢，初次见面，如何能够走进我的内心世界去看看。那么多年的如烟往事，坎坷曲折，一时半会儿又怎么说得清楚呢？我一言难尽，说了也白说，程洁说：“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这样吧，我把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写给你，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发到我邮箱里吧。”程洁把她的E-mail地址写在一个便签条上，撕下来递给我。

我接过纸条，茫然的走出报社。我本以为，可以和程洁面对面的敞开心扉倾述。然而真正到了她面前，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下了楼，我站在报社的大门口，看着手里那张纸条，程洁写给我的E-mail地址，无奈地随手丢在了风雨里。

我决定去湖南电视台寻求《真情》栏目的帮助，我没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2005年7月30号，我坐公交328回到杭州下沙高教园区，我想再去看看那些留下最美回忆的地方。那时正好也是在暑假，两个音像店都关门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夜晚10点，我又坐公交328路的末班车回到杭州博兴图文的员工宿舍。

7月31号，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向昌总请病假，他同意我在宿舍休息。同事们都去上班了，宿舍里只有我自己，我在整理行李，还要再等到8月15号发了工资再走吗？不……不能再等了！对，就今天，归心似箭，刻不容缓，我想马上到湖南长沙！

我到火车站买了车票，开车时间是当天下午5点半，时间还早，我就到新塘路中讯网吧上网。到了中讯网吧，那收银员是个江西女孩，我和张程曾经是中讯网吧的会员，老顾客，久而久之的就熟悉了。我问那女孩：张程最近来过吗？

女孩说：没有，好久没看到他了。

下午4点50分，我离开网吧，在公交车站等待开往杭州东站的20路公交车。5点10分，当我踏上20路公交车的那一瞬间，车窗外倾盆大雨急泻而下。到了杭州东站，我赶到候车室检票处，LED上显示着“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检了票，我拉着箱子飞快的跑向站台上车，找到座位坐下，列车启动，缓缓驶出杭州城区，向长沙方向开去。车窗外，雷雨声伴着火车开动的声音，都是“轰隆隆”。闪电划过夜空，照亮远处绵绵起伏的山岗。

2005年的7月，第一次离开杭州，那年我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