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1 / 2）

在他乡漂泊许多年，诉不尽苦辣酸甜，脑海时常浮想一句话，“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自从2019年5月含泪离开杭州，一晃五年了。那梦里水乡，缠绵的往事，萦绕在心头。亲爱的朋友，我有故事，你可有好酒？来吧，来一杯，你值得拥有！

我不是杭州本地人，甚至都不是浙江人，但是作为一个有故事的人，生命里最美好的年华，花开在杭州。在杭州亲身经历的风花雪月，更使忘不了这座舍不得、放不下但最终无奈离开的城市，多少回梦里哭着醒来，往事浮沉在脑海。

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的周口，小时候就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却没想过长大后会来到杭州。直到我十七岁那年，命运发生了转变。

在杭州娃哈哈打工的皮大姐，电话打到邻居家（皮家没电话），想让我到杭州去。皮大姐夫的哥哥在杭州创业，做广告牌，生意很好，想招个学徒，就让我去杭州到他的广告字牌店里帮忙，包吃住，月工资２００元。而十七岁之前，原本学习成绩优异的我，已经在周口淮阳县城做了两年童工。

2003年的春天，元宵节刚过，我从XX市长垣建筑工地回到老家周口，因为风寒感冒咳嗽，就在“非典”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先坐汽车到商丘，在商丘火车站，买票到杭州。一路平安，皮大姐和大姐夫，在杭州城站出站口接我，带我到他们在娃哈哈厂附近租住的民房里。

姐弟见面，格外亲切，忘记童年的苦难，大姐炖鸡煮鱼、包饺子，倍显温馨。吃过饭，皮大姐和姐夫带着我到于老板在杭州秋涛北路的凌志字牌店，那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门店。

我跟着王师傅（于老板的高中同学）做广告学徒，踩着三轮车，拉着电焊机，风里来雨里去，走遍杭州大街小巷。直到“非典”疫情爆发，我的咳嗽还没好，后来非典逐渐平息，我也慢慢好了。

我在杭州凌志字牌店做到第八个月，天气已转凉。一天上午，我和王师傅在字牌店门口焊接广告牌铁架子，遇到城管执法开着卡车来，把电焊机强行拉走。老板娘满腔怒火的狠狠的责骂我，怪我没有奋力去跟城管执法队争夺。那年17岁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寄人篱下，风吹雨打，马不停蹄连续30多小时的工作，累的再也不长个，身高永远停在一米六。

2003年11月11号的下沙之行，是我的前半生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在这一天，时来运转，我才开始了一段梦幻般的美好生活。凌志字牌那间店面的房东付先生，是湖南湘潭人，在杭州定居多年，他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开着三间门店，经营音像零售出租、柯达彩扩、打字复印。

2003年11月初，付先生到字牌店做一个广告灯箱，于老板听说房东付先生的音像店正在招店员，就顺水推舟的把我推荐给了付先生。

音像店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浙江工程学院生活区的学源街上，顾客基本都是那里的大学生们，所以他们上课时间，店里就很冷清，每到下课或放学后，店里就很忙碌，来买CD、磁带、租碟的大学生络绎不绝，一个营业员根本忙不过来，店里的商品经常被偷。

我到音像店上班，月工资400元，包吃住。店里员工只有我是男孩，另三个同事都是女生，听到她们叫老板“付哥”，我也跟着叫“付哥”。音像店在前门，只有一个女营业员，付哥让我叫她“范姐”。彩扩店在后门，有两个女孩，安徽宣城的曹夏兰和浙江丽水的吴丽丹，她俩负责扩印照片和打字复印。音像店还有个新开的分店在计量学院，和老店相距500米。吃饭时间到了，范姐让吴丽丹带我到“百花园”食堂和大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晚上下了班，付哥开车带着我和吴丽丹，到高沙小区去找张鹏，这位大三男生是付哥的湖南老乡，在学校附近租房住，没住大学生宿舍。到了小区楼下，付哥给张鹏打电话，一会儿，一个带着眼镜的斯文男生跑下楼来接大家一起上楼进了他的房间，磕着瓜子聊了一会儿天。付哥拍着我的肩膀看着张鹏说：“张鹏，这是在我店里帮忙的小皮，今晚就先让他住你这儿吧，明天我就去给他找房子租。”张鹏说，没问题。

张鹏送付哥和吴丽丹下楼时，我也跟着下楼。付哥说，你别下楼了，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我躺在张鹏那舒适的双人大床上，还没睡着就在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会不会明天睡醒又发现自己睡在秋涛北路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字牌店。那晚，张鹏没回来，我一觉睡到天亮，起床打开窗，照进了阳光，房间里的东西和睡前看到的一样，我才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付哥给我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把店里货架上所有明星的音像制品都记住，这样才能迅速帮顾客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礼拜后，付哥随便说一个明星的CD或者故事片，我就得马上找出摆放的位置。而我连刘若英、梁静茹、周杰伦......这些当时已经很红的明星，我都还没听说过，每当有顾客问我某位歌手的CD或磁带在哪，我都不知所措。

好记性不如賴笔头，我站在货架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部按顺序记录，然后又以歌手的姓氏拼音首字母为目录索引，密密麻麻记在本子上，每当有顾客询问，我就翻开本子查找。下班回去路过报刊亭，又买了几本和影视、流行音乐相关的杂志……经过勤奋努力，我对货架上的商品从陌生到熟悉，终于可以不翻看那个本子，也能迅速找出相应的位置了。

当时音像店的生意非常火爆，付哥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一高兴就请大家吃火锅。付哥在高沙小区给我租了房子，住在干净整洁的卧室，是我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愿望！付哥又给我找了一辆老式自行车，“永久”牌的。那晚10点下班在路上，我哼着“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有天晚上快下班时，彩扩店的兰姐悄悄问我：“下班后一起去吃火锅好吗？”

我说：“好啊，同事们都去吗？”

兰姐说：“傻瓜，叫那么多人干嘛？就我们三个。”

我疑惑不解的问：“就我们三个？”

“嗯，是的，你，我，还有吴丽丹。”

“啊？为什么不叫大家一起去呢？人多不是更热闹吗？”

“就我们三个，你去不去？”

晚上10点打烊，范姐锁了门，独自骑车回宿舍了。兰姐和吴丽丹在彩扩店等我，一起到高沙小区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吃酸菜鱼。

兰姐和吴丽丹在我对面坐下，点了菜，她俩要了一大瓶雪碧，我要了一瓶雪花啤酒。兰姐忽然用调侃加试探的语气问我：“小皮，我问你件事啊，你喜欢范姐吗？”

那年，我才十七岁啊，而范姐已经二十多岁，腼腆的我不知怎么回答。

兰姐说，你要是喜欢她呢，我可以帮你撮合啊，她还没有男朋友哦。

我依然憨笑着不知该说什么，吴丽丹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兰姐见我不开窍，也没再说话。本来应该浪漫的气氛，忽然变得很尴尬。酸菜鱼上来了，各自拿起筷子吃着，都找不到话题了。直到火锅吃完，兰姐说“我们回去吧”，我抢着买单。

兰姐说，不行，我们还是AA吧。

我一脸懵懂的问“什么是AA啊？”吴丽丹捂着嘴笑，我也不知道她在笑啥。

兰姐说：“AA制就是各人付各人的”。

我说：“可我们是一起吃的啊，怎么能AA制呢？”

兰姐说：“那就平摊”。

我说：“不行，今天就让我请客吧。”我坚持付钱买单。

走出火锅店，兰姐说：“你回去早点儿休息吧，我们也回去了”。

我说：“你俩住在一起啊。”

兰姐说：“是的，走吧，拜拜，明天见。”

第二天早上起着大雾，已经10点，雾还没散。我骑车到了店里，吴丽丹还没来，她迟到了。兰姐让我到她们住的地方去看看（那时我和吴丽丹都还没手机），我骑车到半路才想起，忘了问兰姐，她们住在哪，我只知道她们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却不知道具体位置。迷雾散尽，吴丽丹骑着一辆蓝色迷你折叠车，经过我身边却没说话。我骑车跟在后边，又回到店里。我正在忙着打扫卫生，兰姐把我叫到隔壁彩扩店，从包里拿出一些钱对我说道：“小皮，昨晚一起吃火锅的钱，不能让你一个人付，我和吴丽丹意见一致，这是你多出的钱，你拿去吧。”

我客气了几下，就接了钱，然后到旁边的商店买了瓜子和水果回来，和她们一起分享。兰姐和吴丽丹异口同声的说：“你拿去给范姐吃吧”。

音像店吧台橱柜顶上，有个黑色盒子在那儿放了很久。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问范姐那是什么，她不告诉我。付哥来了我又问他，付哥取下来拿给我，打开一看，是台复读机，可以播放磁带，还能听广播，我在中学和童工时代就非常痴迷录音机和收音机，也买过好几个，可都经不住用就坏了。于是我恳切地问付哥：“这个可以给我拿去听吗？”

付哥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但你要好好爱惜啊。”

我开心的说：“嗯，太好了，谢谢付哥。”

音像店不忙时，付哥常常坐在店门口的木制连椅上，和隔壁蛋糕店的老板下象棋。有时候，付哥让我帮他洗一下车子，我就在门口的水池接满一盆水，拿着毛巾和洗洁精，很勤快的把付哥的蓝色桑塔纳洗得干干净净。

时光荏苒，转眼间，寒假来临。店里顾客越来越少，大学生们都放假回家过年，好多店铺都关门了。范姐走了，兰姐走了，吴丽丹也走了，就剩我独自在音像店里守着。腊月二十七，高沙小区的房租到期，付哥让我搬到音像店的阁楼上住。女大学生冯婵（音像店旁边的服装店老板胡军的女友）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只刚满月的小狗，它们卧在垫着棉絮的纸箱里，很可爱。冯婵回家过年，让我帮忙照看小狗。她临走前到超市买了牛奶和香肠，放在音像店吧台，对我说：“叮叮和当当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帮我看好哦”。我说“好的，没问题”。还有个女孩叫香君，她回家之前，拿着一盆含苞待放的水仙找到我，也让我帮忙照看。

没有了以往的忙碌，我坐在音像店吧台，随手拿一张故事片，放在DVD里播放，以此打发无聊的时间。为增加营业额，我自掏钱包买了几版磁带，按价照付，登记在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从没对别人说，因为我是发自真心的感谢付哥的知遇之恩。付哥好几天没来了，只是每天打个电话到吧台问问，对我说：“小皮，晚上早点关门，你一个人在那儿，要注意安全。”

年三十那天，付哥开车来接我到他家吃年夜饭。在付哥家，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老板娘“付嫂”，还有付哥的岳父岳母以及付哥的宝贝儿子康康，三岁光景的小康康不愿走近我这个陌生人，付哥就让让我带康康到外边放烟花，每放出一个烟花，康康就高兴地拍着小手哈哈笑。付哥在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开饭时取出来一瓶红酒。

康康不小心把他自己的小碗打碎了，没人责怪他，他却伤心的哇哇大哭，付嫂温柔的哄着他：“好了，宝贝儿不哭，妈妈再给你买新的。”

除夕夜，付哥不停的打电话、接电话，和远在大江南北的亲朋好友们互相拜年问好。吃过年夜饭，我和付哥的家人坐在客厅沙发，一起看春晚。

寒假里，整个下沙高教园区就像一座空城，音像店门可罗雀，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行人。傍晚的校园，也一改往日的喧哗，变得很寂静，大学生宿舍楼上只有几间房还亮着灯。音像店门口吧台有公用电话，偶尔冷不丁的有人走进来打电话。“百花园”食堂封闭了，我把店门锁好，在校园里经过一座小木桥，到“桂花园”食堂吃饭。

晚饭后，我回到店里看一会儿电影，就关门打烊了。外面的寒风把卷闸门吹得“呼啦呼啦”不停的响，两只小狗睡得很安详。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话，是附近建筑工地的那俩民工，他们过年也没回家，白天在音像店的吧台打过长途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