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就读祠堂（1 / 2）

我不记得我入学那年是几岁，听我妈说是2000年，我正好年满六岁。那时候学前教育还没有普及，入学接受的便是小学教育，所以入学年龄最小也得年满六岁才行，不知道这是硬性规定还是一种约定俗成，总之未满六岁是没有资格接受教育的。

我对我出生的月份感到无比庆幸，我翻看手机上的日历查询到2000年的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正好是公历8月20日，正好赶上那一年的开学季。以前，每年的开学时间总是固定的，上半年是在公历3月1日，下半年是在公历9月1日。我为什么要特意提到这个时间，因为如果在开学时间前没有达到入学年龄是没有资格进入学堂的，直到今天，这样的硬性规定也还在，而我妻子就是这种规定的受害者。

我妻子是1992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出生的，算起来她大我近两岁，但她却跟我是同一届学生，当时我并没有深究原因，后来我也查了日历，她出生那天是公历9月22日，在她年满六岁之时已经过了开学时间，所以就只能等到第二年的9月1日才能入学，而那时候她已经年满近七岁了，不过即使这样她也应该比我大一届才对，后来才知道原来她在小学三年级还留过级。

以前上学，留级是常态，大多都是学习能力跟不上而不得不留级，当年的智力发育不够就只能留在原年级继续学习等到智力发育，就算“赶鸭子上架”式的勉强升级也难免会有拔苗助长的嫌疑，我不知道留级生在以前的老师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许是“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和不满，也或许是一种敛财获利的工具。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的制度还未推广普及之前，人们上学都是要交学杂费的，而留级就会面临多交一年甚至几年学杂费的问题，这对学校而言无疑是一笔经济收入，虽然一个人交的费用不多，但留级的学生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对本就已经一贫如洗的农村家庭而言，一个人的学杂费也都是庚癸频呼才勉强能够凑足，有的家庭还会有几个孩子同时在上学，更是有些捉襟见肘。有的人临近开学的时候才现做打算，或是贱卖家当，或是变卖收成，或是向人乞借，总之送孩子上学是头等大事，是他们任劳任怨不遗余力都要做的事，他们吃过太多文化的亏，也深知教育的意义，他们坚信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出生的时候，村里有一座祠堂，打我记事起，那里并没有供奉神仙或者祖宗灵位，也没有祭祀的桌椅和贡品，我还特意问过，那房子为什么叫祠堂，没有人能够道出原由。后来那里成了学校，成了村里人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不知道从何时起变成学校的，从我爸那一辈人就已经在这里念书了，那时的教书先生是村里推选的人担任的，有点文化但不多，至于课本、教具、教师工资等费用也是村里自筹解决的，那时候还不叫学校，叫私塾，除了教书先生和费用都是自行解决以外，也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批准，算是私设学堂。

村里人很明白教育不能丢，只有教育才能使人从善；只有教育才能走出大山；只有教育才能开拓眼界。

祠堂被办成学堂以后，给红山村和邻村都带来了希望，犹如星星之火一样悄悄的燃烧，许多邻村的孩子慕名而来，从那里走出去的人也不在少数，学堂也换了几任教书先生。

学堂大门口正前方有一块空地，像村里人居住的房子前面那块院坝一样，地上长满了草，整块都是小草独有的绿，同山坡上的草坪没什么两样，课间休息的学生都在这块空地玩耍，勉强可以说它是一个操场吧。在从操场进入祠堂大门的地方还设置了三级石台阶，那方寸之地的石色为操场增添了一缕白。操场外边有两道高坎儿，一道在大门正前方，长度与祠堂开间同长，坎的长度便是操场的长度，高约两米，坎下是庄稼地。另一道在出大门的左前方，高约五米，坎的长度便是操场的宽度。操场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搭着旗台、立着旗杆，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学堂背后也是一块庄稼地，庄稼地旁边有一个用土坯垒起来的茅草棚，面积大约五平米左右，这是老师和学生上厕所的地方，里面挖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坑，坑上没有搭铺木板，上厕所是直接蹲在坑边解决，茅草棚也没有用东西隔起来，而是男女共用。上厕所也用不起奢侈的卫生纸，替代的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空白页，有的甚至直接起身提上裤子走人。而六七岁的小孩子也没有什么教养，上厕所都是随地乱屙，不管是坑里还是坑边都能零星看见几坨粪便爬满了苍蝇，散发的臭味在几米之外都能闻见。

屋檐下是用石头铺成的长廊，只不过只是正面和面对祠堂大门的右侧才有。中间是堂屋，两边各有一间房，而且都设置了隔楼，但只有一间当作教室，教室上的隔楼没有封闭，而另一间用来堆放多余的或是坏掉的课桌、板凳那样的杂物，但这一间房上的隔楼是完全封闭了的。不管是堂屋还是那两间房，都设置了一道门槛，属堂屋的门槛最高，约有四十公分，而两个房间的门槛高约二十公分。大门和两间房门在门内没有装门栓，而在门外是上了锁的，是那种老式的“铁挂锁”，插入钥匙一扭，锁环便会自动弹出，锁色原本是黑色的，由于常年使用的缘故却早已锈迹斑斑，用上一定的时间后会换上一把新的，那些年无论如何也要上锁，即使村里人不会监守自盗，也得防着强盗来袭。跨过大门门槛，首先进入的是堂屋，而后右转便是教室。

我对入学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入学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像往常一样羞答答的来，染红对面那片天空，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从对面的山头冉冉升起，那所学堂被照得分外明亮。

它正好在我家的正下方，离我家很近，大约一百米远，我记得以前在那里上学的时候，我曾趁课间休息的时间跑回家吃了一碗饭再回教室上课都还来得及，站在院坝边就能看见祠堂的大门，也能听见祠堂里读书声。

那天，整个村子一如既往的被朗朗的读书声叫醒，打破了山里独有的宁静。老师靠站在祠堂大门口，时而抬头看看山上那片树林，时而平视望着门前那片田野，时而低头瞅瞅手上那只手表，思索着，盼望着，思索着那样的光景能够持续多久，盼望着教室里的学生能够学有所成。

老师是村里人，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年纪，近几年听到村里人说他已过古稀之年，由此推算当时他大概四十多岁，他不止教过我们这一代人，村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出生的也大多都是他的学生，论辈分他是爷爷辈儿，我们这辈人都叫他“老师满公”，他是我求学生涯的第一位老师。据说在他之前还有一个老师，也是村里人，只是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住在村尾，每天早上都是从家里赶到祠堂上课，放学后又收拾书本回家。

我入学那天可能不是开学那天，我清楚的记得我走到学堂大门口，看见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不知道他们是开学坐进教室的还是他们已经在上课了。

我妈提前到镇上扯了几尺灰色的布料，带回家让村里的裁缝给我做了一个布袋子，那就是我后来几年上学时用的书包，样式就像现在人们常见的一种手提包，有两条布条当作提绳缝在包身用来承重，包身很大，方方正正的，放平来看，长宽约有四十公分，厚度约五公分，提起来看，深度也就是四十公分了，除了布袋口以外的其他边都缝上了灰色布屑花边，只要是风吹或者背着书包跑起来，那灰色布屑就会随风飘拂。

我妈提前跟老师打好了招呼并交了学费，只让我那天直接去上学，我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朝着学堂跑去，一边跑一边听，我妈站在院坝边，大声和站在学堂外的老师搭话：“满公，看哈我家毛儿读得书不？”

老师竖着耳朵听着，稍作迟疑地说：“上两天课看哈（下）哇”。

学堂里传来的读书声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大声，不一会儿我就来到了大门口碰见了老师。

他中等身材，身高约一米七五，留着一个大平头，尽管剔得很短，也掩藏不住那满头的白发，粗大的鼻孔下还留着一排没来得及刮掉的银白色短胡子，上身着了一件灰色短袖衬衣，手上戴着一只并不趁手的白色手表总是在手臂上滑动，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短裤，脚上套着一双凉鞋露出那几颗肥大而又皱巴巴的脚趾。

他慈祥地站在大门外，正在期待着我的到来，离他还有几米远的距离，我便放缓了脚步，看到他在向我招手示意，并对我说：“快来快来，我们马上上课了。”

我并没有应声，而是极不自然的扶着墙面，停停走走地来到他面前，他弯下身子低声和我说话，他说教室里有那么多小伙伴都在等着我同他们一起读书，叫我进教室里坐下，可我却呆呆地靠着门槛愣在了原地，教室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威严，里面传来异口同声的读书声也深深震颤着我那颗幼小而又不经世故的心灵，我站在大门口始终没有向里面迈进。

我妈还站在院坝边远远的望着我，嘴里还扯起嗓子催促着让我：“毛，快跟老师进（教室）去噻。”